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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的趙松:在小説中“等待”無限的可能
來源:澎湃新聞 | 羅昕  2021年01月11日15:05
關鍵詞:趙松 《伊春》

1月9日,小説家趙松與小説家小白、批評家張定浩做客思南讀書會,帶來一場題為“小説的制謎與尋解”的對談。

有趣的是,這一期的讀書會主題和上一期有了某種奇妙的呼應。上一期來了小説家李浩,李浩帶來了他談小説的《匠人坊》。這一期來了小説家趙松,趙松同樣帶來了他談小説的閲讀隨筆集《靈魂應是可以隨時飛起的鳥》,還有自己的新小説集《伊春》。把這幾本書放在一塊,我們可以看到小説家在作者和讀者兩種身份之間的微妙關係。

趙松説:“我始終覺得,一個寫小説的人讀小説的角度會和大多數讀者不太一樣。寫小説的人一定有自己獨特的讀法,這個讀法還和自己的寫作有某種關係。”

張定浩認為把趙松品讀小説的作品和趙松自己的小説“比對着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趙松是一個非常難以評論的作者,他的小説給人以閲讀的快感,但這種快感分析起來有點困難。但我們讀趙松對其他小説家諸如克洛德·西蒙、瑪格麗特·杜拉斯、塞薩爾·艾拉等人的談論,往往可以從中看到他對自我小説的期許。作家文論在西方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文類,但中國當代小説家同時寫文論的還不夠多。就我所知,趙松可能是當代中國小説家裏對於文論寫作非常自覺和成熟的一位。”

1月9日,小説家趙松與小説家小白、批評家張定浩做客思南讀書會,帶來一場題為“小説的制謎與尋解”的對談。

走進孤獨者的世界,“等待”那個時刻

趙松的短篇小説集《伊春》和閲讀隨筆集《靈魂應是可以隨時飛起的鳥》剛剛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

對於《伊春》,張定浩的評價是“一部很勇敢的作品”:“趙松是東北人,東北是當下現實主義的富礦,但凡誰寫出了東北故事,一羣批評家都蜂擁而上,但趙松完全不直接寫這幾十年來的東北。他寫的是孤獨之人內在的精神狀況。”

“但和許多文學青年不同的是,他寫孤獨的人,但這個孤獨者並不自戀,並非只看到自己,相反一直在留心外面的世界。《伊春》這本書寫到了各種各樣孤獨的人,但你會發現這些人依然願意與他人交往,願意幫助他人,哪怕這種幫助是徒勞的。這是趙松這本小説最令我感動的地方,他相信再孤絕的個體都依舊葆有與他人交流的可能。”

另一方面,“沉浸式體驗”也是張定浩對《伊春》的一大感受。“趙松很注重兩個方面,一是細節,一是環境,他的文本需要讀者自己參與進去。”在張定浩看來,這種沉浸式體驗的基礎是信任。首先趙松信任讀者——有時間和耐心去進入他的小説;其次讀者也信任趙松,願意前往那片由語言築成的空間,自行探索。“當代很多試驗小説之所以讓讀者始終讀不進去,那根本不是讀者的失敗和時代的問題,而是作者的失敗。有能力的作者是能夠在三言兩語間就吸引讀者投身其中的。”

趙松的小説很少講述一個完整的人的故事。他總覺得,去講這些故事還不如去看社會新聞,看網上各種不可思議的段子。“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裏,我想寫小説的人能做的恰恰是退回相對個人化的視角里,有距離地去觀察、想象,構建一個可以讓人慢下來的文本,而不是去急於編織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或者有詭異體驗的東西。”

小白的小説觀和趙松不同。在小白看來,小説還是敍事,重點是作者能講出事情。“趙松實際上採用的是一種退縮的狀態,因為有電視、電影、遊戲、虛擬現實……這些東西的功能或許比文字還要好,所以他退縮了。但我還是更願意去講事情,願意講那些不一定講得出來的事情,所以我們對小説的基本判斷可能還是有點差異的。”

“但我也理解趙松。”小白説,趙松的小説其實是在一種“等待”的狀態,一開始趙松自己都是模糊的,如果讀者願意等待,最後會和趙松一起進入一個美妙的時刻。“這種‘等待’其實也是一種敍事,它需要讀者與作者一起進入。”

“小白寫小説,他眼睛很‘毒’,用了‘等待’這個詞,我忽然覺得就是這樣。”趙松迴應道,“我確實在小説中設置某種延滯的效果,有一種‘等待’在裏面。而真説在‘等待’什麼,我又沒有確切的答案。這可能是我試圖強調的孤獨者的某種狀態或者語境。孤獨者的故事跟波瀾壯闊的故事總是反向的,孤獨者的故事都發生在內心深處,都是些隻言片語,一些斷斷續續的甚至不能用語言輕易道來的東西。這樣的人可能會很多,他往往被湮沒在人海里,你看着他的臉卻不知道他在想什麼,這是我在小説裏很關注的一個點。在某種意義上我甚至認為,他們的世界有某種很微妙的不確定性,能夠在充滿確定的環境裏延展出奇異的不可想象的變化。”

作家趙松的短篇小説集《伊春》和閲讀隨筆集《靈魂應是可以隨時飛起的鳥》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

“不確定”是人生樣態,也是小説的落腳點

張定浩發現,趙松似乎特別喜歡機場這個意象,好幾篇小説都寫到了一個人對機場的迷戀。“機場是體量龐大的、沉重的,裏面容納了各式各樣的人的祕密,但在某些時刻又不斷會有飛機呼嘯而起。在這龐大的有祕密的沉重所在中,始終有輕盈飛翔的可能。機場是一箇中轉站,不是開端也不是結局,它收留很多的祕密,同時也給出各種各樣的可能,這種不確定是人生的樣態,也是趙松小説的落腳點。”

“機場在不同的小説裏出現過幾次。”趙松説,最典型的是一個人出差,下大雨了,一個人被堵在高架上,非常焦慮,一會想飛機會不會晚點,一會想飛機會不會不飛了。最後快到機場的時候,領導那邊傳來信息説今天不飛了,明早再走,但那個人也到機場了。“這時他突然覺得沒什麼事,可以在機場逛逛,沒有任何指向性行為,那是很好的時刻。”

而“沒有任何指向性”,也一直是趙松希望的樣子。“我對我的小説最基本的要求是,它必須保持某種可能性。對我來説,只要發現了可能性,並且在文本里保留了這種可能性,甚至放大了這種可能性並賦予它很微妙的層次,我的小説就達成了我所追逐的某種期待。”

他還説到,現實世界的有限往往來自於生命的有限,這種有限性本身帶有悲劇性色彩,文學存在的價值就是試圖在這種有限性裏尋找某種無限的可能。“我看了一部小説,感受到一個異樣的世界,它帶來的體驗是我日常中沒有的,就像包法利夫人是我認識的一個人,她一直這麼活着。我並非説我比別人多了什麼,而是我的思維和想象讓我打開了一個個通道,讓我在有限的生命中體驗出更多耐人尋味的東西。”

之所以堅持寫閲讀隨筆,也是他希望自己在有限生活中能保持閲讀與學習的習慣。“人從嬰兒長大成人,學習一開始是個開放的過程,然後又慢慢走向封閉。當人被定在某個位置上,你是一個工作者,你要養家餬口,你要去生活,你會越來越被‘定型’。當這一切都確定無疑的時候,你的感知力和想象力都在隨年齡增長而下降。越是確定無疑的狀態,越會讓你陷入‘再也沒有新感覺’的可能,它比生命消失本身還要令人不安。”

也可以説,趙松自己的人生選擇也是打破“確定無疑”的最好印證。上世紀90年代,趙松是中國石化撫順分公司廠辦調研組的一員,主要工作是給領導寫報告,手捧“鐵飯碗”,日子很安逸。後來他成為他們單位的“奇葩”——第一個辭職的人,就因為“未來是什麼樣,一眼就看到了。”

法國“新小説”的影響:一個作家的死亡有兩次

趙松還曾是先鋒文學羣體“黑藍文學”最早的核心成員之一。從2007年出版的《空隙》、2015年出版的《撫順故事集》到2017年出版的《積木書》,他的作品風格受到了法國“新小説”很大的影響。

“這個流派裏的每個作家,阿蘭·羅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瑪格麗特·杜拉斯,他們完全不一樣。用阿蘭·羅伯-格里耶的話講,能讓這羣‘孤獨者’聚集的,恰是他們都反對傳統,或者説拒絕從十九世紀初期留傳下來的所謂‘現實主義’敍事規範。他們永遠在反對模式化,尤其是‘意義’、‘深度’這些已經被大學教授和人文主義不斷強調和固定的東西。阿蘭·羅伯-格里耶就認為,小説文本就像藝術品,沒有內在的東西,所謂的外在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

這些前輩是如此地強調觀念和方式的獨立性,他們給趙松帶來的另一大啓發是:如果把每個人的寫作都視為一條可能的道路,他永遠無法追隨任何一個人走上他們的路。“無論是卡夫卡、喬伊斯,還是海明威、福克納,我寫成誰的樣子都是要‘死掉’的。在漫長又曲折的學習寫作的過程中,這一點清晰對我非常重要。我總想在變化的文本中打開自己的可能性。”

也因此,每次寫完一本書,趙松的滿足感都非常短暫。他陷入了“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狀態,因為這一本書的方法在下一本用不上了,他不知道下一本書能不能出來,怎麼出來。“我經常有這種短暫的虛無感,像走鋼絲的人一樣,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停在一個點就掉下去了。一個作家的死亡有兩次,一次是生命衰竭時,一次是寫不出新的東西了。”

在最新出版的閲讀隨筆集《靈魂應是可以隨時飛起的鳥》中,趙松也對阿蘭·羅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40餘位世界經典作家及其作品進行了品讀。

小白回溯了法國“新小説”的歷史,提及當時法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小説,“新小説”那派人“抱着團”,在寫法和觀念上都顛覆了從前的小説傳統。“法國‘新小説’的重要性在於開拓。不僅開拓了小説的寫法,更開拓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張定浩更強調這一流派對中國當代寫作的影響。“法國‘新小説’強調對作者孤獨主體意識和感受能力的挖掘,這個觀念在當時現實主義佔主流的背景下極具煽動性或破壞性,而同時,又似乎非常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受到當代很多年輕寫作者的追隨。我們知道每個文學青年最熟悉的就是自我,這種強調自我感受的寫作相對來講是容易上手的。但你會發現,很多這樣的作品並不能讓我們滿意。很多年輕寫作者選擇新小説的方式來寫作只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去理解他人。”

在他看來,法國“新小説”這一流派並非一種新的文壇登龍術和終南捷徑。“趙松之所以是我眼中真正得到法國‘新小説’精神的人,就在於他沒有被前輩的具體的小説觀念或模式所束縛,他要寫出的是屬於自己的那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