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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經典化的一種方式 ——評《北京文學》創刊70週年經典叢書中篇小説卷
來源:文藝報 | 孟繁華  2021年01月11日08:43

在《北京文學》創刊70週年之際,《北京文學》編輯部“為了儘可能客觀、準確、全面反映《北京文學》創刊70年不同時期作品的風貌”,編選了“《北京文學》創刊70週年經典叢書”,共四卷六冊,其中有中篇小説兩卷,可見中篇小説在編選者心中的權重。編選的中篇共12位作家的12部作品,不僅是《北京文學》視野裏的經典,同時也可以看作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篇小説的重要收穫。

北京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當然也無可非議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鎮。北京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這個偉大的傳統一直深刻地影響着將近百年的北京作家,他們內心強烈的國家民族關懷,對社會公共事務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態度,使北京的文學氣象宏大而高遠。豐厚的文學人才資源在北京構築起了獨特的文學氣氛:所謂“文壇”,在北京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在這個專業領域內,競爭構成了一種危機也同時構成了一種真正的動力,特別是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這是為數不多的隨處可以暢談文學的城市,這是北京的優越和驕傲。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開放的國內國際環境,使《北京文學》有了一種得天獨厚的文學實踐條件,各種文學信息在北京彙集,不同身份的文學家以文學的名義在北京相會,國內外的文學消息和文學家的彼此往來,使北京文壇具有了不同於其他地方的視野和氣氛。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北京的文學創作和批評,都因其對社會和現實世界的敏鋭感知和寬廣視野,因其不同凡響的萬千氣象而備受矚目。它引領着中國文學的發展,它製造潮流也反擊潮流,它產生大師也顛覆大師,它造就文化英雄也批判文化英雄……北京是當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文學發動機和實驗場,從某種意義上説,北京就是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縮影。通過這些中篇小説,我們可以清晰地瞭解北京文學地理的走勢與變化。

入選的作家如餘華、遲子建、蔣韻、劉震雲、談歌、李佩甫、李唯等,並不是北京“土著”作家。但《北京文學》以其巨大的影響力吸引了這些作家並發表了重要作品。餘華的《現實一種》是其引起文壇注意的重要作品。陳曉明説,對於“文學怎麼描寫現實”“小説怎麼表現真實”這類問題,餘華在1988年通過《現實一種》做出了激進的迴應,也可以説他做了一個極端的實驗。這篇作品直到今天讀來還很有力度,令人感到餘華文字的那種刀刀見血的力道,以及背後透出來的那種殘酷和令人絕望窒息的現實感。張燕玲認為遲子建的《零作坊》講述了關於屠宰場女主人翁史美痛楚而浪漫的故事,正是遲子建“理想主義的抒情性”的一次變奏。作者以屠宰場心性浪漫的女主人所象徵的理想主義,來反觀殘酷的現實存在,讓翁史美分裂又自然的人格,在牲畜血腥與艱難人世間生長出靈魂之花。孫鬱評價蔣韻的《心愛的樹》説,蔣韻感知世界的方式與同代人多有不同。她從畸形的生活裏看到了被壓抑的美,而一切都沒有答案。而對於滄桑歲月裏温情的表述,是非左翼式的。我們於灰色世界的苦楚裏,卻感到了暖意的光澤。白燁認為劉震雲的《單位》“不露聲色,嘲盡世情”。在我看來,《單位》確有世情性,但更重要的是,劉震雲在那個時代獨領風騷,構建了“新寫實”巨大的文學潮流。何平説到對談歌《天下荒年》的思考,一定意義上是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起點,也是文學的一個重要時代主題。但小説對舊生活的拷問,顯示了談歌的文學視野和思想深度。何向陽評論李佩甫的《無邊無際的早晨》是與生俱來的鄉愁,指向人類的黃金童年。李唯的創作數量並不多,但這部《1979年的愛情》塑造了三個性格迥異的人物。那一波三折的愛情婚姻讓人一言難盡,但藝術上卻別出心裁絕處逢生。這些可謂各種文學潮流的領軍人物及其代表性作品。

而入選的鄧友梅、劉恆、徐小斌、葉廣芩、畢淑敏等作家或是北京人,或有北京生活經歷,但並不是都寫傳統的“京味小説”。可能只有鄧友梅的《那五》寫了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現在看來殊為難得。賀紹俊説《那五》有“超越時代的共名性”,所言不虛。至今那五的面孔仍然活在我們的記憶中,那個時代的風情畫也讓我們記憶猶新。劉恆、葉廣芩、畢淑敏和徐小斌雖然沒有寫北京生活,但我認為他們的小説無可置疑地與北京有關:是北京的經歷或閲歷照亮了他們的生活積累,北京的地緣優勢使他們獲得了不一樣的文學視野。劉恆的《伏羲伏羲》對人性的開掘、對人慾望的覺醒與對非人性的“倫理秩序”的挑戰,是那個時代沖決一切思想牢籠的極端化和形象化的闡釋。它的文學性是那個時代無與倫比的鮮紅玫瑰。畢淑敏的《預約死亡》表達的是生命倫理學以及臨終關懷和安樂死等話題,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今天,仍有初次閲讀的驚悚和震撼。在賀紹俊看來,葉廣芩的《狀元媒》捍衞人的尊嚴是其主題之一,葉廣芩也將這一主題一直延伸到接下來的寫作中,她特別讚賞那些處於危難或卑賤之中的人不畏權貴、不受誘惑,為捍衞自己的尊嚴所做的哪怕很細微的一個舉動。而《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應該是徐小斌的成名作,小説寫的幾乎是一個“症候性”的事件,在理想主義與現代主義相互發現的時代,小説的“雅努斯”面孔令人耳目一新。這些優秀的中篇小説,猶如繁星般地鑲嵌在《北京文學》的星空中。

文學選本是文學經典化的方式之一。當然,不同的選本一定要受到時代的限制,所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不僅指當代人在新的文學實踐條件規約下和新觀念的支配下創作的新作品,同時也指不同時代對過去文學經典的再認識和再發現。這也正是文學經典的魅力所在,也就是經典文學的經典性。抑或説,即便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經典文學一直具有被再發現、再闡釋的可能:過去我們曾經強調的經典作品某些方面的價值和創造性,遮蔽了它們具有的更豐富的內涵,或者説,因時代帶來的不同侷限、問題或困擾,我們總會以“片面”的方式強調經典的某個方面。這不僅可以理解,而且是難以超越的。因此,文學經典一直處在建構的過程中。從某種意義上説,確認和構建文學經典,應該是文學批評或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而《北京文學》編輯部編選的這套經典,其價值也正在這裏。